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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情绪,为何总是一再“反转”?

2020-10-12 14:38:13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王俊秀    点击数量:288

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经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授权转载


 

 编者按 :近年来,尤其在微博等社交平台,虽然讨论的是同一个新闻事件,但其对应的社会情绪经常出现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反转”,不长的时间内,愤怒、同情、信任、质疑、谴责等多重情绪会共同发酵。面对这种现象,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地思考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更容易情绪化了吗?背后是否存在某些深层原因?

 

社会情感不像社会情绪那样短暂、具有情境性,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产生的,因而更加深刻、持久。有时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是混为一体难以清晰分辨的,人们在讨论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时也是不刻意区分的。

 

一般而言,心理学更关注社会情绪,社会学更强调社会情感。笔者认为,在关注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社会情绪表达的同时,关注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内在的社会情感,特别是特定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间内在的关联和转换异常重要。

 

 

 

▌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情感

 

 

 

新媒体时代虽然信息爆炸、传播迅速,但大量的信息在传播中同时被淹没了,当然也有一些信息却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信息传播更集中、也比以往更容易实现家喻户晓。新媒体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传播更具情绪特征,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本身也成为一种传播信息。

 

第一,新媒体时代社会成员更容易产生共同情绪。新媒体时代不同媒体平台上人们的情绪、情感更便捷地表达、分享,情绪的传播更生动、真实,保留了原来情绪的信息,甚至在传播中会不断得到加工和强化,更容易感染别人,得到更多人的共鸣,由分享而共享,由共感而共情。

 

与此同时,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价值观等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和社会事件的态度,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和情感反应。群际情绪理论认为,当个体认同某一群体时,内群体就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具有了社会和情绪意义,评价与内群体有关的事物都会带有情绪的色彩,好像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个体自身一样,于是情绪从个人水平拓展到了群体水平。

 

第二,新媒体时代的情绪是分化的,更容易导致两极化。新媒体时代由于人们对于观点、价值观和事件的态度与情绪的分享,人们就容易聚类和群分。群体体现为心理群体,心理群体的分化是依靠情绪识别的,心理群体首先体现为社会情绪和社会群体,分化的态度和价值观表达为分化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相同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可以起到拉近社会成员距离,相似或相同情感的人凝聚在一起,或抱团取暖,寻求相互慰藉,或分享彼此快乐,共同喜悦的狂欢也扩大,增强着原有的愉悦。

 

情绪的共同性和情绪的分化是同时产生的,是社会心态的不同面向。群体评价理论认为,社会认同过程是经由群体评价而在塑造群体情绪中实现的,社会沟通与社会分享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沟通与社会分享提高了群体的凝聚力和群体的同质性,使群体内的个体成员更易于采用群体视角评价事件,从而强化了群体评价,增强了群体情绪。

 

相似、相同的情绪和情感的聚集容易引发情绪的分化,而分化的情绪更容易走向两极化。在新媒体时代,两极的情绪更加凸显,容易被感受到,也容易感染外界,更容易汇集而使情绪更加强化和升级。新媒体时代的情绪由原来的暗火变成了明火,容易产生更大的影响。同一事件常常能引起不同群体完全相反的情绪反应,并可能激化矛盾和冲突。其内在的原因是,阶层认同下社会情绪逐渐积淀、固化为特定的社会情感,反过来成为影响社会情绪和社会态度的基调。

 

第三,海量大强度事件使人们的情绪反应钝化,情感淡漠。新媒体时代各类信息海量增加,过量的信息使人们无力处理,但大量信息的推送会强行进入人们的大脑,长期暴露在社会事件的情感刺激之下,人们对于情感事件的耐受性提高,反应性降低,正负向情绪被中性化,强烈情绪被弱化。人们情绪的反应开始变得迟钝和麻木,不再会大喜大悲,也就表现为社会情感的冷漠。

 

第四,传播放大了风险,也提高了社会情绪强度。新媒体时代是与风险社会叠加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传播速度加快,风险信息扩散范围广,风险信息冗余噪音大,信息的传播中不可避免存在着风险的放大,而使得人们的不安、焦虑、恐惧加强。一方面,客观上存在着风险分配的不公平,也就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面对的风险不同;另一方面,风险反应表现出突出的阶层差异,但中上层的风险焦虑并不比底层低,只是表现出不同的焦虑。

 

比如,低社会阶层民众表现出突出的生存焦虑;中产阶层民众表现出对生活质量降低的焦虑、对于社会地位下降的焦虑,也就是向下流动的焦虑,中产阶层对于风险的关注和强烈反应,是新媒体时代社会风险情绪的核心;资产阶层对于财富安全和社会地位的焦虑,表现为资产阶层财富向境外转移和移民。不同阶层民众的这些焦虑不断发酵,向更大范围蔓延,搅动着群体性的焦虑,如近期国内一线、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带来了全社会的焦虑。

 

第五,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更容易相互感染。社会情绪感染是一个循环过程,个体情绪可以影响到他人的行为、思想和情绪,这一影响过程可以在多人间交互产生并不断增强。输出者的情绪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语言、动作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并被接受者所感知。情绪感染不仅通过直接的交互作用实现,而且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完成。新媒体时代这种间接的感染更容易实现,且比传统社会感染的范围更广。

 

情绪循环作为一个持续循环的过程,将群体内某一成员的正面或负面情绪感染到群体内其他成员,并在成员间形成多次情绪的反复加强,推动群体中的成员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和社会认知,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情绪成为他人情绪和行为的诱因和结果。而有意图的情绪感染往往来自于有影响力或者处于高地位的领导者和有影响力的群体成员,他们诱发、调整和改变着群体的情绪,有意识地调整群体成员的行为。新媒体时代,由于“粉丝”、崇拜者对于意见领袖,如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和大V、“网红”等因观念认同、行为追随带来的情感归属,成为社会情绪的重要影响源。

 

第六,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情绪的两极化、社会价值观的不可调和,使得社会阶层间的情感逐渐形成。新媒体时代各种社会情绪在各种媒体平台中弥漫,网上情绪表现比现实中更加两极化,同一个事件因立场、观点、价值观不同,经常表现为完全相反的情绪。

 

比如,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原来的优势阶层因身份地位下降带来强烈的失落感和被弃感,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增强。我们的社会心态调查发现,中层、中下层一般都有主观社会阶层评价偏低的现象。没有人会满意自己低社会地位的处境,甘心长期处于这样的地位;如果经过努力而无法改变现状,一些人就可能把原因归咎于官员的不作为、腐败、富人的贪婪等,不满意的社会认知就会成为一种不满、怨气,甚至由怨而生恨。怨、不满是一种社会情绪,上升到恨就成为一种社会情感,相对深刻、稳定和持久,也就更难以改变。

 

▲ 贫穷带来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平衡感。© pinterest

 

而底层认同决定了许多人的立场不一定要站在正确的一方,但一定要站在底层的一方,又产生了同一阶层的“兄弟情”和对立阶层的“阶级恨”。这就出现了因社会情感影响下的社会情绪反转。比如,一些悲剧发生后有不少人会叫好,像患者伤害医生,网上出现大量赞同的声音;而一些所谓正能量的事件也不能让人感动,却有很多人表示鄙视。

 

几十年来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表现为整体的变迁,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多元也表现为价值观的不相容和对立。围绕着“左”、“右”、“红”、“爱国”等,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和交锋,并在一些公共议题上表现为对立的观点,不同价值观表现为分化的社会情感,对立双方表现出敌意和仇视,甚至蔓延到日常观念,比如,因为微信朋友圈价值观的分歧带来友谊和亲情的破裂。

 

 

 

▌社会情绪与情感的核心要素

 

 

 

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是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构成社会心态的动力机制和社会运行的调控、凝聚机制,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具有社会信号、社会运行的动力、社会行为调节和团结社会等功能。个体心理健康范畴内可以借助心理学的手段解决情感问题,但社会层面的情绪、情感的引导应该纳入到社会治理下,多主体社会治理才是实现情绪、情感引导的有效路径。

 

以往的社会管理或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重点进行了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其中包括不少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问题,为此应该关注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变化,启动社会心理建设,从而实现引导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目的。

 

第一,关注社会情绪信号,从中找出社会核心问题。个体情绪具有信号功能,有外显的表现,包括表情和生理反应、激素的分泌,在特定的环境下情绪会被唤醒,起到对个体的保护作用。同样,社会情绪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号,是社会运行状况的表征,是晴雨表,“人类情感是身体和社会的语言”。作为多数人共享的社会情绪来说,正向社会情绪和负向社会情绪是对社会群体共同心理的反映,也是对一定社会结构变化、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映。

 

社会治理中要关注典型的社会情绪,比如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不可预期性、互联网经济下财富的暴涨和暴跌,使得社会表现出躁动,社会各阶层都表现出不确定感、不稳定感、不安全感。政府要关注这些情绪,及早在社会治理中予以化解,避免这些社会情绪的进一步感染和发酵。

 

第二,发挥社会情绪的动力作用,抑制某些社会情绪的反作用力。个体情绪因与机体的内分泌紧密相连具有动力功能,社会情绪也具有动力功能。柯林斯的情绪能量是其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把情绪能量定义为一个连续带,能量高的一端是积极的情感,如高兴以及群体团结;中间区域是中等的情感状态;低端为消极情感,如抑郁以及群体疏离。

 

特纳认为情感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正性情感激活通常转化为对社团和范畴单元的承诺,再由这种承诺拓展到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正因为如此,正性情感维持了地位现状”。而与正性能量相反,“负性能量的激活越强烈,这种能量所释放出来的爆发力越强烈。当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高度层级化时,如果其他的资源,比如意识形态、领导、金钱以及社会单元是这些负性情感的指向对象,由这些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因此,社会治理中尤其要关注那些因社会地位失落产生的负向情绪,比如,一些居民长期无法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和艰难的生存条件改善的无助感,永远无法赶上房价上涨节奏的悲观,贫困者脱贫无望的绝望感,都是需要扭转的社会负向情绪,社会治理要把这些群体作为社会关怀重点,避免社会成员因失去梦想、希望和耐心而产生绝望感。提高社会支持,增强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积极社会情感。

 

第三,社会情绪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调节作用,积极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有助于调节社会心态。人们追求某种行为是因为它能够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而回避某些行为是因为它将导致消极情感。因此,特纳认为,“情感是人类行为的调整器,需要在多数情境中保持好它的运行,以使人们获得积极的体验和避免消极的体验”。社会治理在关注显性情绪的同时,更要关注情绪气氛,也就是要努力消解焦虑、怨恨、浮躁、愉悦、平静、郁闷和冷漠等消极的社会情绪氛围,营造积极的社会情绪氛围。

 

我们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未来预期是缓和与化解负向社会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丧失了未来预期的人自己会走上绝路,或者把别人逼上绝路。中国梦对于民众来说,就是用现在的努力换未来,用自己的努力换子女的未来。强调缩小阶层差距的同时,也要重视消弭社会阶层间的情感裂痕,富人和精英要善待底层,扶持底层,回馈社会,真正消灭贫困,这是形成积极的社会情感的基础。

 

第四,社会治理中要发挥社会情感的团结功能,把社会情感作为联结社会成员的“黏合剂”。特纳认为,“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的承诺。从本质上来讲,情感不仅使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系统成为可能,而且情感也能够导致人与人彼此疏离,动员人们打破社会结构,挑战社会文化传统。因此,经验、行为、互动、组织与情感的运动和表达便联系起来。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的情感依赖”。

 

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也是涂尔干所称的‘道德情操’:它包括何为正确与错误感,以及道德和不道德感。充满情感能量的人会感到自己像个好人;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正义的。情感能量低的人感觉很糟糕;尽管他们不一定将该感觉解释为负疚感或罪恶感,但至少他们缺乏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感觉,而这些来自对群体仪式的热情参与”。

 

就此而言,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情感治理,即在社会治理中使得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

 

*原标题《王俊秀|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情绪,为何总是一再“反转”?》;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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